我国商业银行股权结构对风险控制能力的影响研究

王雪梅      重庆工商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重庆  400067

乔佳露      中信建投证券公司         重庆   400020

摘要:随着现代金融日新月异的发展,银行被金融从业者戏谑为“风险机器”,商业银行风险控制亟待解决。本文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背景下,基于2007年-2015年16家上市商业银行数据使用Eviews8.0进行回归分析,在股权结构和股权集中度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股权结构对银行风险控制能力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商业银行保持适度的股权集中度有利于提高其风险控制能力,国有企业控股的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与非国有企业控股的商业银行没有显著性差异。

关键词:商业银行 股权结构 风险控制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商业银行有着悠久的发展历程,当代的商业银行是各国金融体系构建的基础,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其风险控制能力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

正是由于学者们认识到了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才会在公司治理层面上对银行有着极大关注。在现有的相关文献中,关于银行股权结构对银行风险控制能力的影响也还存在很多争议,相关的实证研究忽略了股权分置改革可能会对研究结论造成的影响,目前的研究还未得出唯一的结论。因此本文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的背景下,对股权的两个维度一一股权集中度与股权性质分别进行研究,以便得出适应中国国情的研究结论。

二、文献支撑及研究假设

   学术界普遍认为股权结构对风险控制能力有显著影响,例如国外的Shleifer和Vishny(1986),我国的王振山和石大林(2014)等人。因为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础,股权结构的强化,不论是从股权结构的性质还是从股权集中度这两个方面的强化,都将会提高公司的风险控制能力与管理能力。

国外的银行业,银行股权主要是以私人股权为主,并且股权结构大多数比较松散。研究银行股权结构的学者们大多从Merton(1977)“道德风险论”和公司治理的角度确定银行的股权结构差异会对银行绩效包括风险控制能力造成影响。他们认为过多的国有控股股份会造成银行绩效的降低,这同时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普遍流传的乐观的政府股东对银行业的“发展”观点相悖。笔者认为道德风险论的根本原因是银行属于高负债的企业,它们自身过少的自有资本会让股东为了追求超额收益自发地主动承担更大的风险。

在银行股权集中度对风险控制的影响关系这方面,国内外的文献结论都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结果:正相关、负相关、“U”型。在银行股权性质对风险控制的影响关系这方面,则是出现了四种结果:一种观点认为第一大股东的性质与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大小不存在显著关系;第二种认为降低银行的国有股比例有利于减少银行不良贷款数额,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从而增强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第三种认为,国家股在银行总股本中的比重和第一大股东性质与银行风险水平为负相关的关系;少数则是认为在宏观经济繁荣时期,所有银行风险水平均有所降低的同时,国有性质股份份额更高的银行要比其他商业银行风险水平降低得更多,反之,在经济下行周期时期,其风险水平相较于其他商业银行提高的幅度更大。

Laeven和Levine(2009)的观点表明,股东偏好高风险的动机要比经理人更强烈,因此银行股权集中程度越高,则其风险承担水平越高,我国的学者王倩等(2007)认为,银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的情况下对银行风险水平的减少,即对风险控制能力的提高有积极正面的影响。

根据道德风险论的观点出发,对于绝对控股的股东来说,他们倾向于获取超额收益的可能性更高,更加容易追逐超额风险,也就是认为股权集中度高的银行其风险控制能力越弱。但是银行作为高负债的企业,第一大股东在追求超额收益时承担了更大的风险,如果股权相对制衡,那么拥有制约能力的股东则可以阻碍第一大股东追逐风险的行为,从而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因此,基于我国商业银行股权集中程度对风险控制能力的影响关系作以下假设:

假设1: 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和银行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呈正相关。

假设2: 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和银行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差呈负相关。

在我国,近年来也有学者开始更多地关注到不同性质的股东对商业银行风险控制能力的影响。在我国商业银行股权性质对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关系研究中,曹廷求(2006)对商业银行的大股东性质为国家性质的银行风险水平的机制做出分析,最终结果显示第一大股东的性质与银行风险水平两者间不存在显著关系;而祝继高等(2012)则是认为国家股和地方政府性质的股份占比越多,银行风险控制能力越低;潘敏等(2012)更多的学者则是认为在宏观经济向好的外部条件下,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下降时,国有股比例更高的银行比其他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更为降低。对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股权性质对其风险控制能力的影响这一方面,国有性质股份更多的银行普遍风险控制能力更强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认同。

在银行的第一大股东是国有性质的情况下,国有股东或政府股东对商业银行的作用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国有性质的股东有可能使银行因为行政需求的影响投入到风险较大的投资项目中,从而提高了银行的风险承担;另一方面,我国是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有着特殊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低迷期间,国有性质的股东对银行有着扶持的作用。政府以社会稳定和就业为目标,因此相关的政策会限制银行的高风险投资,即其不以盈利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而是把促进当地就业和地区发展当作首要责任。因此,出于这种考量,国有性质的股东在做投资决策时会放弃优先考虑银行的利益,而是在“企业盈利性”和“国家公共性”之间的权衡下,一方面可能会为了规避风险而放弃那些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一方面可能会优先投资于有利于地区发展的项目。

因此现对我国商业银行股权性质对风险控制能力的影响关系提出假设:

假设3: 国有企业的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比非国有企业的风险控制能力要强。

三、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中,将商业银行风险划分为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基于这些,本文尝试构建我国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与风险控制能力的函数模型,并利用可获得的数据对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囿于数据的获取,本文收集了2007年-2015年16家上市银行的相关数据,以便更好地对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并利用EVIEWS8.0进行面板数据的相关分析。分析所用数据均来源上述的16家上市银行的官方公示年报与CCER经济金融数据库,选择面板数据模型通过Eviews8.0软件对面板数据进行相关性检验与回归分析等数据分析。

 (二)变量选取与模型设计

   1.变量的选取

由于主要研究内容为我国商业银行股权结构对其风险控制能力的影响,因此被解释变量为银行风险控制能力,并选择用不良贷款率指标(NPL)来反映。不良贷款率不仅是事先控制指标,也是反映银行风险中占比较重的信贷风险的指标。股权集中度的指标选取的是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FIVE),同时也添加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两者之间的持股比例之差(HD)来进一步判断银行股权集中程度。股权性质则选用虚拟变量第一大股东性质(GOV)作为衡量指标,若为国有性质则为1,若为非国有性质则为0。(见表1)

表1 变量解释

   2.构建回归模型

本文根据表2.1对变量的定义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研究公司股权结构对银行风险控制能力的影响,具体的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NPL不良贷款率指标即代表风险控制能力,为指标系数,为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研究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选取的16家上市银行中,根据其144份样本数据统计可以看到,最大不良贷款率的数值为23.5%,最小0.36%,均值约为1.387%。无论是分布区间还是方差都相对较大,这说明了我国商业银行整体的不良贷款率之间整体差异较大。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差值范围跨度很大,平均值为15.01%。前五大股东的持股占比范围在21.13%到100%之间,标准差为24.915,平均值是62.574%,这说明样本中的商业银行股权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但是集中程度有较大的不同;在第一大股东性质虚拟变量指标中,它的平均水平在0.674,这表明了第一大股东性质为国有企业的商业银行数量更多。

(二)回归分析

  1.相关性分析

为了研究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初步确定本文研究的银行股权结构和银行风险控制能力是否存在相关性关系,对各变量首先进行相关性分析。在0.05的显著水平上,不良贷款率NPL与、第一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差和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都显著相关,相关性分别为0.384和0.227。

  2.回归分析

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下使用Eviews8.0进行回归后,为0.601,调整后的=0.543,说明能够自变量解释54.3%的整体模型,因此认为拟合优度比较好。此外,F统计量是10.455,对应的P值趋近于0,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由于P值小于0.05,拒绝原假设,因此显示模型显著有效。由表2可以看到,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不良贷款率成负相关,GOV的T检验统计量为-0.256,对应的P值为0.799,若定义显著性水平为0.05,因此没有拒绝原假设。

表2 回归分析

通过上述面板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银行风险控制能力和股权结构中前五大股东持有股份占比和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差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16家上市银行2007年-2015年数据进行分析,以不良贷款率作为商业银行风险控制能力度量指标,检验了我国商业银行股权结构对风险控制能力的影响。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银行不良贷款率显著负相关,和假设1相同。可以发现,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大股东在从高风险的项目中获得前一种收益时承担更高的风险,大股东为规避风险,会采取更为保守的策略。

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持有股份占比的差距越大的银行,此类银行风险控制能力越低,假设2成立。根据道德风险论所表达的看法,对银行具有决策权力的大股东更期望通过冒险经营获得更多的收益。因此,不能盲目地提高股权集中程度,必须保证第一大股东的决策能够受到其它股东的约束制衡。而变量GOV在模型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水平,因此说明国有企业的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与非国有企业的商业银行风险控制能力没有显著性差异。

    我国商业银行应该适当地保持股权集中度,缩小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之间的持股比例差距。适当保持股权集中度,尤其是保持第一大股东与其余四大股东的决策博弈,不仅可以降低关联交易的可能性,同时也避免了股权过度分散可能会导致的商业银行治理混乱的问题,从而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国有性质企业所控股的商业银行其风险控制能力与非国有性质企业控股的商业银行风险控制能力并没有显著性差异,假设3不成立,应该平等地看待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作为银行股东的控股行为。

参考文献

[1] Caprio G,L. Laeven ＆R. Levine．Governance and bank valuation[J].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2007, 16(4):584-617.

[2] Laeven L, Levine R. Bank governance, regulation and risk taking [J].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08,93(2):259-275.

[3] Porta R L,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Government Ownership of Banks[J]. Journal of Finance, 2002, 57(1):265–301.

[4] Shehzad C T, Haan J D, Scholtens B. The impact of bank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on impaired loans and capital adequacy[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10, 34(2):399-408.

[5] 刘晓勇. 商业银行风险控制机制研究[J]. 金融研究,2006(7):78-85.

[6] 栾天虹,吴灵玲.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对风险承担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J]. 当代经济,2011(15):146-149. [7]

[8] 吴栋,周建平. 基于SFA的中国商业银行股权结构选择的实证研究[J]. 金融研究,2007(7):47-60.

[9] 谢永珍, 徐业坤. 基于股权结构与董事会治理视角的上市公司治理风险预警[J]. 山东社会科学, 2013(4):132-137.

[10] 杨婧. 股权结构与企业风险行为——基于“量”与“质”的交互影响研究[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14(5):108-113.

[11] 祝继高,饶品贵,鲍明明. 股权结构、信贷行为与银行绩效——基于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数据的实证研究[J]. 金融研究,2012(7):48-62.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资本成本约束下的商业类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编号:16SKGH095);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科学技术项目:股东资本成本约束下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股的合理界域研究(编号:KJ1600637)。

作者简介:

1.王雪梅,供职于重庆工商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研究方向:公司治理与资本成本。

2.乔佳露,供职于中信建投证券公司；研究方向:理财产品风险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