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经济收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李彦霞    邱红燕

（宁夏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宁夏  银川   750004）

[摘要]目的 利用2016年下半年对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80后”职业群体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调查,探究家庭经济收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Pearson卡方检验值和Likelihood Ratio卡方检验，定量分析了经济收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结果 家庭经济收入与意愿生育数量、实际生育数量和已育一孩的生育意愿都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经济收入对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呈正相关，有显著性影响。结论 经济收入是影响银川市“80”后职业生育群体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经济收入；生育意愿；影响因素

[DOI]

一、前言

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民实施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1] 。目前我国正在经历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的转变，另外，我国的社会抚养比上升，老龄化趋势严峻，放开生育政策刻不容缓。[2]

  生育意愿是指人们在生育子女方面的愿望和要求，体现在对生育孩子数量、时间、性别、素质等方面的期望。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们的生育目的，即为什么要生育子女；二是对生育数量的看法，即生育子女的理想数目；三是关于子女性别的看法；四是人们的生育时间，即什么年龄生育最好[3] 。

   庄渝霞提出：“生育意愿是人们对整个生育活动所持的价格观念，包括对生育的最佳年龄、生育间隔的看法、对孩子数量的期待、对生育孩子性别的偏好、对生育质量的看法、对生育目的和意义的看法”[4] 。尹勤等通过对江苏省常州市育龄人群的理想子女数、性别偏好和预期初育年龄进行了定量分析，对不同特征人群的理想子女数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常州市育龄人群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从追求数量型向追求质量型转变，研究同时还发现高收入人群有较高的生育意愿，生育数量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反而上升的态势[5]。

本文将分析家庭经济收入对生育意愿影响，有利于提高家庭抗风险能力，为生育人群积极而理性的面对生育行为提供依据，为政府指定不同的生育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二、生育意愿的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及描述

数据来自2016年下半年对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80后”职业群体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调查问卷，发放单位是宁夏省8个事业单位和8个企业单位，本次调查实际收回问卷1049份，有效问卷1000份，所占比例为95.3％，采用现况研究设计，运用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以下是调查者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以及它们的选项和百分比：

  性别：男、女。在有效问卷样本中，男性444人占47.1％，女性499人占52.9％。文化程度：文盲8人、小学34人、初中158人、高中或中专121人、大专191人、本科462人、研究生及以上61人，所占选项百分比分别是0.8％、3.3％、15.3％、11.7％、18.5％、44.6％、5.9％，有1.3％的缺失值。户籍：本地782人、非本地220人，调查对象户籍选项的百分比分别是78％、22％，有4.5％的缺失值。职业：本次调查是“80”后职业生育群体，根据职业情况，设置为以下三个选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企业工作人员、其他，人数分别是412人、463人、122人，百分比分别为39.3 ％，44.1％，  11.3％，缺失值是5％。婚姻状况。未婚、已婚、离异，所占选项百分比分别是31.6％、66.8％、1.5％。

2.变量选取

   本次问卷调查中所涉及的有关生育意愿的主要变量包括以下三个方面（见表1）：

   （1）意愿生育数量（即理想生育数量）。根据国家生育政策对生育数量的规定，结合“80后”职业生育群体的情况，生育数量设置为以下4个选项：0个、1个，2个，2个以上，选项百分比分别是4.1％、21.5％、65.7％、8.7％,有1％的缺失值。从中可看出有65.7％的人想生2个孩子，占多数人群。

(2)实际生育数量。根据问卷调查对已婚已生育群体的统计，对实际生育情况设置为以下4个选项：1个孩子、2个孩子、3个孩子、3个孩子以上，其百分比分别是70.6％，26.9％，2.2％，0.4％，缺失值是47.5％。可看出生一个孩子的人群占绝大多数，生2个孩子的比例相对较低。

   （3）已生一孩的生育意愿。选择已生育一孩的群体，根据其计划生育意愿,设置为以下5个选项，不打算要了、可能不要了、没想好、可能会再要一个、肯定会再要一个，百分比分别是26.1％、12.5％、22％、29.6％、9.8％，缺失值是64.9％。从表1中看出“二孩政策”对“80后”职业群体的生育意愿影响并不大，生育意愿不强烈。

表1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人，%）

协变量分别是以下三个方面（与本文无关的协变量未作说明，如受教育程度、民族和职业）

（1）经济水平变量（以人均年收入计算）。2016年银川市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农民可支配收入分别是元30477.8元、10200元[6]..考虑到银川市经济水平的实际情况，月经济收入变量设定为以下区间：3000元以下、3000-5000元、5000元以上。调查对象经济水平的百分比分别为37.2％、39％、17.8％, 有7％的缺失值。

  （2）生育孩子要做的最重要的准备。包括以下六个方面，分别是家庭经济条件、父母的心理准备、父母的精力投入、父母对生育孩子相关方面知识的知晓情况、不需要准备什么和其他。

（3）生育孩子产生最大影响因素分析。包括八个方面，分别是传宗接代、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养儿防老，保障晚年的生活、长辈及外界的压力、生育文化的熏陶和其他。

  （4）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被调查者填写孩子吃、穿和医疗费用的年支出实际费用。

影响因素分析

   生育准备是家庭决定生育前的重要准备环节，从银川市“80”后职业生育群体对影响生育准备因素的频数分布来看，家庭经济条件409人，父母的心理准备248人、父母的精力投入244人、父母对生育孩子相关方面知识的知晓情况233人、不需要准备什么48人、其他27人，百分比分别是占 39.7％、24.10％、23.70%、22.60％、4.60％、2.60％。由此可见家庭中经济条件的高低对“80”后职业生育群体决定是否生育子女产生较大影响。

如果说生育准备因素是从家庭内部环境作出的决策，那么外部环境是影响生育数量的因素，如传宗接代、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养儿防老保障晚年的生活、长辈及外界的压、生育文化的熏陶、其他，这七项的样本量和百分比分别为390人占25.60％、263人占17.30％、504人占33.10％、43人占2.80％、103人占6.80％、116人占7.60％、103人占6.80％。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因素占33.1％，成为主导因素。我国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时代，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超过了传统观念和国家的生育政策的影响。  

影响家庭生育子女的数量除家庭内部环境和社会外部环境之外，其孩子自身方面来看，孩子的基本生活保障支出中，家庭用于孩子的吃、穿和医疗费用的年支出在1万元以下有43.1％，在 1-2万元占33.10％，在2-3万元占20.00％，在3-5万元占3.80％。根据2016年银川市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0477.8元，占经济收入的三分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物价上涨，人们的消费水平越来越高，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自然很高。

   孩子的基本生活保障是家庭经济支出的重要部分，而地处西北地区的宁夏省经济收入水平又很低，月经济收入5000元以下占40.7％，5000-8000元占41.4％，8000元以上占17.90％，当孩子成为家庭的“高消费品”时，生育群体会选择谨慎“消费”，理性面对生育行为。

变量间的卡方检验及结果

  家庭经济因素影响“80”后职业生育群体的生育意愿，从上面的生育准备、影响生育数量的因素、孩子吃、穿和医疗费用年支出分布和家庭的经济收入的频数分布中看出，经济因素是主要影响，意味着家庭经济条件越高，家庭越有资金生育孩子，但并非意味着家庭更愿意生育孩子。家庭经济条件的高低成为生育孩子的充分条件，是否是必要条件？对经济收入与实际生育子女的数量做卡方检验，卡方值的概率p值为0.014小于给定的0.05显著性水平，经济收入与实际生育数量通过显著性检验，即经济收入是实际生育数量的必要条件。

  经济收入的高低与实际生育数量通过显著性检验，那与理想当中的意愿生育数量之间（见表2）可看出，Pearson卡方检验值和Likelihood Ratio卡方检验值的概率p值都小于给定的0.05，说明经济收入对理想生育数量有显著性影响。

表2 经济收入与意愿生育数量卡方检验

注*資料格 (25.0%) 预期计数小于 5，预期的计数下线 0.03。

经济收入与实际生育数量和意愿生育数量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与已婚并生育一孩的生育意愿做卡方检验可看出（见表3），卡方检验值的概率p值为0.007小于给定的0.05显著性水平，即经济收入与已育一孩的生育意愿相关性高，有统计学意义。已生育一孩的人群不愿再生二孩，经济水平起决定性作用。

表3 经济收入与已育一孩的生育意愿交叉列表

注*資料格 (25.0%) 预期计数小于 5，预期的计数下线 0.04。

   从表4中看出，Pearson卡方检验值和Likelihood Ratio卡方检验值的概率p值都小于给定的0.05，为经济收入和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提供了统计学上的证据。

表4 经济收入与养育孩子经济成本卡方检验

注*資料格 (25.0%) 预期计数小于 5，预期的计数下线 0.49。

上述分析可见，家庭经济收入与意愿生育数量、实际生育数量和已育一孩的生育意愿都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经济收入对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呈正相关，有显著性影响。由此可见，经济收入是影响银川市“80”后职业生育群体的主导因素。

三、结语

   通常认为，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生育意愿的变化，如传统观念、国家政策、生育文化因素等，在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利用2016年下半年对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80后”职业群体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调查数据，定量分析了经济收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经济收入与意愿生育数量、实际生育数量和已育一孩的生育意愿，以及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之间的Pearson卡方检验值和Likelihood Ratio卡方检验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生育意愿是生育文化的直接体现和集中代表，属于非物质文化的范畴；生育意愿的变迁实际上也是生育文化的变迁。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固然改变了生育文化存在的物质基础，但作为一种观念文化的生育意愿却有着自身的文化惰性，并不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出同步的发展，而是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表现出一种相对滞后的特定，因此，生育意愿相对与经济因素所出现的这种“相对滞后”情况，是“文化滞后”现象的一个反映[7]。要想生育意愿发生“华丽的转身”，还需要诸多方面统筹兼顾，如发展社会经济，提高生活水平，提升生活质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精神文化建设，实现生育意愿向现代型的转变。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http://www.caixin.com/2015-10-29/100867990.html

(2)冉雅君，崔艺凡，傅妍珂-人口政策变化下基于生育意愿的人口预测研究

(3)汤兆云.人口社会学[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65.

(4)庄渝霞.不同带别农民工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厦门市912为农村流动人口的实证研究[J].社会。2008（J）：138-163.

(5)尹勤，温勇.常州市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变迁研究[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2）.

(6)银川市统计局.银川市统计年鉴,2016.

(7)汤兆云，郭真真.经济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分析[J].人口与发展，2012（3).

作者简介：
李彦霞（1981-
），女，汉族，甘肃兰州人，宁夏医科大学管理学硕士，研究方向：人口与发展；邱红燕（1980-
），女，汉族，甘肃张掖人，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博士，宁夏医科大学副教授。
通讯作者：王俏荔（1975-
），汉族，山西交城人，经济学博士，宁夏医科大学副教授